平阳县民防志愿者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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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公益组织在救灾中的快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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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寨沟地震过后,当地政府迅速行动,公益组织也派遣工作人员赶往灾区。与此同时,就像灾害的副作用一样,网络上除了铺天盖地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外,这回还是没能躲过质疑的声音。

  壹基金又摊上“事儿”了,而且上演的还是一出穿越剧,有人把2014年壹基金告一段落的芦山地震救灾问题又翻了出来。而壹基金秘书长李劲随后发了《致全国壹家人的一封信》,从地震救灾资金的开支、壹基金财务管理、资金往来等问题上都一一“再次”作了回应。

今天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为谁正名,在伴随救灾的唇枪舌战背后,我们呼吁的“人人公益”,首先要做到的是人人都能理性并独立地思考。

  还有人在问壹基金,救灾救的是急,你为什么项目进度这么慢?

  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这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不在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那几天,把你的所有倾囊相助?事实上救灾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为,不能简单的评判。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三年前就已经有过第三方解答。今天,有必要再将当年的澄清复述一遍。

没灾的时候,要做的往往更多

  救灾不等于应急,救灾行为更应该是常态而不是只在灾后短暂实施。

  救灾在业内有个专业的称呼,叫灾害管理,它一般被划分为五个阶段:减灾、防灾、备灾、应急和恢复(灾后重建)。

  灾害随时随地有可能发生,在发生之前,我们必须降低灾害发生的可能(比如治理环境问题),提高对灾害的防御能力(提高建筑质量),为可能到来的灾害做好准备(提高准备物资和演练),这些工作统称为减灾(减轻灾害风险),这一方面需要专业的评估和操作,一方面需要所有人对灾害的充分认识,知道遇到灾害以后应该怎么反应。

  所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做好灾前阶段的减防灾、备灾工作的效果,比灾后救助好得多。而这个阶段,却往往是政府和民间之前考虑的较少,而现在越来越重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台湾、新西兰甚至智利大灾时候死伤少,而土耳其、海地、巴基斯坦损失惨重的原因。

救灾比我们想象中的难得多,不仅危险,而且分寸很重要

  应急阶段在国内又被划分为2-3个阶段:紧急响应阶段、紧急救援阶段和过渡安置阶段。

  响应阶段和紧急救援阶段的工作以生命救援和提供基本保障物资为主,辅以医疗、心理、净水、环保、老弱病残幼照顾等方面的参与。灾后的应急工作因为需求迫切,灾区环境复杂危险,操作技术难度很大。

  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保障物资和资源迅速按照数量和类型分配给需要的不同人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物资发给了不该发的人很有问题,而过多的物资和援助除了浪费,还会造成受灾社区内的纠纷、灾民丧失自主意识以及对当地的市场机制造成破坏。

重建阶段历时漫长,需要多领域长期持续专业化的投入

  重建不光是房屋和基础设施的重建,还包括社区、心理、生计、卫生、儿童、教育、环境、文化、民族传统、养老助残等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相当的专业度,这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才在灾区持续工作几年的时间。

  汶川地震后三年重建两年完成的提法其实并不科学,虽然基建做得很好,但现在还留下很多其他方面的后遗症。遗憾的是现在我国在重建方面的专业人才非常的匮乏,很少有专业人员愿意在灾区一呆好几年。现在是有钱也找不到人到灾区干活,只好增加资金和培训投入,培养和建设更多能在灾区工作的公益组织,支持更多的重建项目,鼓励人们到灾区去服务。

  而关于重建的时间规划,例如汶川地震后的香港红十字会筹资约13亿港币,重建规划十年。雅安灾后重建,政府的重建规划是:“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在国际上,重建时间也都长短不一,但总体来说,灾后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重建,而是受灾人群各方面恢复、建设和发展的漫长过程。

民间要做的是政府不做的,或者做不过来的


  政府的特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满足集中人口的需求,大规模基础建设,整体的规划和发展等。但救灾总有先后,偏远地区和救援盲点的问题始终会在最后才能得到解决,一般灾区道路情况都比较差,整体满足基本需求需要至少几天的时间,这几天的时间里灾民不能一味等待,这就需要民间组织优先解决政府救灾序列里靠后的人群的需求。这部分灾民数量相对较少、人群类型较多、地理分布分散,适合民间有针对性的灵活展开救助。

  花钱最快的还是搞基础建设,但也有部分地区比如民族地区需要个别化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再强大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要求都分别合理满足。民间则可以做得更精细,做出有意义的示范和探索。民间不能和政府抢活干。

  雅安地震政府灾后投入800多亿,民间募集善款加起来不过十几亿,和政府抢活干相当于浪费社会资源,同时有为数不少的灾民会得不到合理的救助。另外,政府在软性建设上是弱项,民政救灾目标的“六个有”,只包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有学上”。社区重建、环保、心理、文化保护等等一样对于灾民意义重大,需要社会力量更多去参与和示范。

善款想要花出效果来,需要科学规划、合理使用,对专业性、人力和时间要求都很高

不深入灾区,所有的需求都是我们的臆想。

  拿钱去搞基础建设,或者把钱拨给政府去解决是最快的方法,比如汶川地震之后,红会的钱花不掉,直接分给了灾区各地红会,进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几天就可以把几十亿分完。

  修几个学校、盖几个小区几千万是小意思。这样的意义何在?民间和政府的工作有什么差别?救灾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是否有更多样化的灾民需求得到了满足?

  这些问题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答案。汶川地震后已经有很多反例出现,有很多救灾重建项目都因为专业性不足以失败告终,比如多地的养兔项目最后都不了了之,以捐助的种兔死绝作为结束,其实灾民根本就没有养兔的技能和积极性,所以善款投入打了水漂。

  我们重建的学习对象台湾也走过弯路,慈济在88风灾之后快速上马几个月建成的小区被证明不适合高山民族居住,严重影响到民族传统的延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慈济不得不又为村民建了另外一个村子。

可见,评价善款是否使用得当,不仅要看钱花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要看钱花的效果。

  这些只是质疑的冰山一角,而就这么一个“小问题”,真正能看得透的人,又有几个?

  遗憾又可笑的是,这些质疑的新闻评论文章写作者往往对于一些基本的救灾常识也缺乏了解,不具备足够理清整个事件脉络的背景知识。可声音一出,它的“频次”和角度,往往不可避免地也契合了同样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一些媒体在报道救灾时只侧重于报道博人眼球的煽情故事、事迹或一味消费灾难,结果就是导致公众对灾害相关知识认知水平缺少提升的土壤,形成恶性循环。

  网上有这样的言论,有人认为民间公益都是披着慈善外衣的生意,都是为了骗老百姓的钱。当年红会事件的发酵,摧毁了大家对于官办公益机构的信心,郭美美的确花不到善款,但这会是公众认知的重点吗?他们更可能想:这个机构有问题,我决定以后不再捐一分钱了。

  面临质疑,公益基金会被污名化,标志着的可能是公众对于公益行业的全面误解的形成。试想一个人人喊打的行业,没有公众愿意捐款,也会导致企业捐款缺少了社会效应甚至挨骂,以后还有谁向公益组织捐款?没有资金,项目执行成本如何获得?从事公益运作的全职公益人靠什么生存?什么人还会来做公益?

  朋友的公司前几天面试过一个策划人员,他刚从一家公益组织离职,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说房子供不上家里要闹翻天了。一个有着12年工作经验,要养一家老小的男人,拿着每个月4000块的薪水,在为人民服务之前,他的家庭呢,谁为他服务?

  这个世界这个国家的确还有很多不完美应该被声讨的地方,政府和商业,总有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公益这个第三部门来充当改变世界的手段和途径。但这些防不胜防的质疑和猜测,最终摧毁的是弱者求生的丁点可能。

  今天我们在做的跟曾经的质疑声有个共同点,我们都站在2017年的擂台上,舞着2014年甚至更腐锈的刀枪。而让我们难堪的是,这所有的言论听来还是像新知识,还是很陌生。

可惜的是,三年过后,公众在了解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课题上依旧任重道远,而我们也只好憧憬下一个三年后。